1984年2月的上海站，出站口挤满了人。
拎蛇皮袋的、扛编织筐的、抱孩子的、推自行车的。
广播里循环播着“旅客同志们请注意”，声音劈了叉，混在人群的嘈杂里。
陈大炮背着帆布袋走在前面，一只手拎着军挎包，另一只手护在林玉莲身侧。
一米八五的块头，硬生生在人堆里推土机似的趟出一条道。
林玉莲跟在后头，愣是连片衣角都没让人擦着。
出了站。
天灰蒙蒙的，透着股阴冷。
空气里全是煤烟混着黄浦江的腥气。
林玉莲站在站前广场上，抬头看了一眼。
马路对面是一溜光秃秃的法国梧桐，后头的老洋楼上刷着红漆大字：只生一个好。
她站了很久。
“认得路不？”陈大炮在旁边问。
林玉莲点头。
“认得。”
从火车站到愚园路，要坐两站公交加走一段弄堂。
公交车上，林玉莲几乎是贴着车窗在看外面。
百货大楼，老虎灶，炸油墩子的摊，修车皮子的老师傅。
这是梦里熬了十年的景。
可现在看着，觉得既近又远。
弄堂口的歪脖子槐树还在，粗了一圈。当年摇唤头的哑巴理发匠，却没了踪影。
陈大炮余光一扫，瞧见儿媳妇的手直打哆嗦。
他没吭声。从挎包里掏出军用水壶，倒了半搪瓷缸热水，往前一递。
林玉莲没接。
她盯着窗外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
下车。过十字路口。
转进一条夹着法国梧桐的柏油路
愚园路。
林玉莲的脚步慢了下来。
最后步子拔不动了。
陈大炮跟着停脚。
前面五十米，是一扇铁皮大门。
门皮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锈迹斑斑的底色。
门头上原来嵌着一块青石匾，匾上的字被水泥糊住了，只隐约看得出一个“林”字的轮廓。
门两边的墙上拉着老化的电线，电线上挂着几条旧被单和一件蓝色的工装裤，随风晃荡。
陈大炮看了看铁皮门，又看了看林玉莲。
林玉莲的眼眶红了。
她没哭。但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像被钉住了。
“这就是？”陈大炮问。
林玉莲点头。
“以前……以前不是这样的。”
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。
“以前门口有两棵桂花树。秋天的时候整条弄堂都是香的。门是木头的，刷的黑漆，铜把手。我爹每年除夕亲自擦铜把手，擦得跟镜子一样亮。”
陈大炮没接话。
他看着那扇破铁皮门，看着门头上被水泥糊住的石匾，看着拉在墙头晾衣绳上的工装裤。
鼻子里重重出了一口气。
什么都没说。
林玉莲挪到门前。手抬起来。
停在半空。
整整僵了一分钟。
陈大炮在她身后两步远的地方等着。
他看见林玉莲的肩膀在微微发抖。
“你要是不想敲。”陈大炮开口了，嗓音压得很低。“老子替你敲。”
林玉莲咬牙摇头。手落了下去。
“咚。咚。咚。”
三下。
院里死沉死沉的。
过了半晌，传来拖鞋蹭水泥地的响动。
“嚓——嚓——”。
铁门从里面拉开一条缝。
一张脸从缝里探出来。
五十多岁的胖女人。圆脸高颧骨，三角眼滴溜溜乱转。包着碎花头巾，套着沾满油污的脏围裙。
这女人一打眼瞅见林玉莲，眼皮子猛地一跳。
旁人看不出，陈大炮看得真切。
那不是见着亲人的热乎，那是盯着肥肉的算计。
“哟。”
女人把门又拉开了一些，上下打量林玉莲，目光在那件枣红色呢子大衣上停了两秒。
“这不是咱们林家的大小姐吗？”
她扯着嗓子，皮笑肉不笑。
“啥风把您从穷山沟沟里刮回来啦？”
林玉莲的手在大衣口袋里攥紧了。
“舅妈。”
她喊出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声音稳住了。
“我回来看看房子。”
王秀芝，林玉莲的亲舅妈。她大喇喇往门框上一靠，身子挡个严实。
视线越过林玉莲，扫向后头的陈大炮。
视线越过林玉莲，扫向后头的陈大炮。
褪色的破军大衣，黑布鞋，大帆布麻袋，一脸老树皮一样的褶子。
“这位是？”
“我公公。”林玉莲说。
王秀芝的眉毛挑了一下。
“哦——”
她把这个“哦”字拖得很长。
“公公啊。”
她又斜眼瞥了陈大炮一记。那眼神，跟看叫花子没两样。
“进来吧。”
王秀芝扭着水桶腰往里走。
“别嫌乱。你走后这房子归了房管所，后来又塞了好几拨人。你舅舅天天帮着收拾，不然早成废墟了！”
陈大炮没搭理她，大手一把捏紧了帆布袋的提手。
老兵盯着这胖女人的后背，无声咧了咧嘴。
他大老远来上海，专治各种不要脸。